匈牙利政府延长燃油和食品限价措施

[11]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赋予地方立法对中央立法（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合理的变通权。

简单说来，就是在战争威胁更大并且军事实力较弱时，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特别是要诱敌深入，而要实施这样的方针就需要中央对地方有更强的控制力。放在全国战局的角度而言，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是夺取全局胜利的必需条件。

转型的核心是现代化，简而言之，是经济上由小农经济转向工商经济，政治上从传统的文化共同体转向政治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文化上从农业社会的人文主导的文化转向城市社会的科学主导的文化，社会结构上从同质化的熟人社会中的机械性社会团结转向异质化的陌生人社会中的有机社会团结。[66] Hans van Wees, Politics and Battlefield: ideology in Greek warfare, in Anton Powell ed. The Greek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161. [67]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29]在这种背景下，再加之交通、通信并不发达，各个地区的领导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自己的山头利益，争取更有利于本地的作战方案，各个地区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产生明显的分歧和矛盾黄河以北呢，王明建立政府，长江以南呢，蒋介石回来。同年，国民党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光复大陆指导纲领》，扬言在三五年内底定全国，开始试图袭扰、进攻东南沿海，反攻大陆。

[34]总的说来，对于战争威胁的判断和基于军事实力对比而选择的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新中国必须采取一种更加中央集权而并非地方分权的宪政体制。由于可以背靠沙发面朝东，不用两线受敌，因此战争威胁还不是迫在眉睫。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无知的存在，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前述有关本益分析在风险规制领域的适用之争。

[15]对西欧近代以来风险概念演变历史追溯，参见：Deborah Lupton, Risk, Routledge, 1999. [16][英]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这是因为对风险的主观认知，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现实存在。因为不利后果发生之可能性的另一面是获得各种收益之可能性。即使出现了风险外部化，也不一定需要公共行政和行政法的规制，因为当风险能够并无困难地归于个人时，侵权法和债法往往是使风险之外部性内部化的更好选择。

而所谓公共风险，指那些集中或者批量生产、广为流通，且绝大部分都是处在单个风险承受者理解和控制之外、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的风险。一方面，公共行政/行政法并非应对风险的唯一方式。

事实上，正是风险所伴随的不确定性本身使得人的决策和行动自由本身成为可能，自由以存在可选择的行为可能性为前提，而选择的可能性包含了风险。但是这一分支，与传统的部门行政法分支，如治安行政法、税务行政法等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其中，所谓私人风险，指那些分散制造、地方化的、可受个人控制的……风险。（一）实在意义上的风险 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风险，即不利后果发生的可能性久已有之。

而行政行为法和行政程序法的发展，也意味着司法审查规范标准的发展。风险行政法的疆域随着以公共行政方式应对风险的范围而变动，而公共行政并非应对风险的唯一方式，也并非有所有情况下均为最佳方式，因此有必要明确，通过公共行政/行政法方式应对风险的正当根据在于保障公共安全。例如，当一些学者大力主张在风险规制领域应当推广以量化评估为鲜明特色的本益分析（CBA）[11]时，另外一些学者却指出量化正义的风险，[12]主张要风险预防原则而不是本益分析。[22]在没有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地方，就没有自由。

[13]而这些不一致和抵触之处，如下所述，并非单纯地源自关注焦点和研究进路的差异，而更多源自研究者们对一些根本的前提问题理解并不相同，特别是对什么是风险、什么是风险行政法所面临的真正困难等问题。[18]一是所谓的外部风险，即源于人类社会之外的自然实在而与人的决策和行动无关的风险。

[35][德]贝克、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路国林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相应地，这种无知也使得事先确立适度平衡的规范以指导风险规制活动成为不可能的任务，因为究竟什么是对风险规制活动本身的适当规范也无答案。

这类风险，在工业社会早期一般被认为是可控的，在工业社会晚期却更多地被认为是不可控的。就通过行政诉讼或行政赔偿诉讼而追究行政主体责任、获得相应救济而言，由于风险本身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损害，因此利害关系人能否仅仅基于受到风险威胁而主张原告资格是有高度争议性的问题。[17][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72页。需要补充的是，法律是调整人类行为的规范。只有没有意识到这一无知问题，或者虽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但没有充分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才会在风险规制领域一味推崇本益分析以及其他任何版本的专家统治进路。因为这种描述没有回答，决策于不确定性之中这一自古有之的常见现象何以在当代成为行政法问题。

而人为风险之所以是风险而不是确定性，则是因为人对自身和自身所创造的文明（包括极大增强了人类利用自然能力的科学技术）的了解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情境中是有限度的。  二、前提问题之一：当我们谈论风险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风险行政法研究的兴起，肇始于一个未必明言的基本假定：风险，作为一种现代的甚至后现代的、新的社会事实，其重要性在不断上升，要求包括行政法在内的法律体系作出适当回应。

自近代国家出现以来，公共行政的安全职能就定位在保障公共安全，而非个体化的安全。二是人为制造意义上的风险，即源于人类决定和行动的风险，在这个意义上亦可称之为人类社会的内生风险。

出于学科本位的思考习惯，风险行政法研究者往往在有意无意之中，假定应对风险的最佳方式甚至唯一方式是公共行政和行政法。风险的全球化又促使超越国家疆界的国际组织、跨国组织也开始承担风险规制责任。

无论夸大或缩小，都可能导致不理性的反应，从而可能导致各种新的不利后果的发生。使风险概念更加复杂的是，晚期工业社会或工业社会晚期的风险又出现了新的特性。贝克等风险社会理论家们所特别强调的现代社会风险在生产上的系统性和影响上的全球性，[33]亦可纳入公共行政及行政法所强调的公共性。传统的部门行政法大多是将一般行政法原理具体应用于特定领域的结果。

因为这种无知的存在，当代的风险规制活动，不仅无法通过执行立法上的确定规范而合法化，还无法因符合专家的科学理性而合法化。(为了保持与本文正文行文一致，已将原译文中的调控改为规制) [31][德]雷普希思：《通过行政法的风险调控》，李忠夏译，载刘刚编译：《风险规制：德国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而风险行政法则集中地对于一般行政法原理提出了上述种种挑战。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在何种情况下风险才会成为公共行政/行政法问题？在何种情况下风险才应当被当做公共行政/行政法的问题？这涉及对风险行政法研究范围的边界意识。

[19][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三）司法审查面临复杂局面 前述方面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公共行政主体和活动方式的变化，要求司法审查范围/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大。

而缺乏规范指引，就没有什么阻止风险规制机关特别热心地推进其规制目标，以至于过多地限制了企业和公民的行动自由。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无知决定了行政法治的要求在风险行政领域无法以传统方式实现。  摘要:  随着风险规制上升为国家任务,风险行政法研究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但仍有重要的前提问题需要澄清。[28]行政法学上的公共行政，既包括了属于政治国家领域里的政府行政，也包括了属于市民社会领域里的社会公行政。

（二）风险行政法研究的范围：区分与划界 行政法是有关公共行政的法。整体而言，与风险分析、风险管理等同样关注现代风险的学科相比，已有的风险行政法研究有着鲜明的特色：行政法领域的研究者，不仅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一样关注如何应对现代社会中的风险问题，他们还关注风险规制作为一类应对现代风险问题的方法，其本身的规范性问题。

理论上，也可通过这三种模式实现对风险问题的处理。至于社会机制，包括了多种多样并不统一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作为一种相对较新的公共治理形式，处于公法和私法的交叉地带。

[18]借用吉登斯的分类法。但是，风险规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既涉及客观事实认定方面的不确定性，也涉及规范价值方面的不确定性。